万丈高楼平地起。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而实现城镇化的最关键因素——资源环境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雷教授提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并规划出科学合理的宏观发展战略，谋划出百年大计甚至更为长久的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突出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最科学、最节约的资源消耗方式完成我国城镇化的伟大任务。

　　张雷教授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发展需求，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面临着来自国内资源环境基础的挑战。近年来频发的能源供应紧张、淡水短缺、耕地面积下降和重大污染事件等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能否建立牢固的资源环境保障基础，不仅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区域持续发展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记者： 请您谈一谈我国资源环境的现状是怎样的？

　　张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不仅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空间组织结构，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国家资源环境开发的整体状态。客观地讲，我国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源环境基础。但是，不甚理想的资源要素结构、相对低下的人均拥有水平和长期开发造成的损耗，决定了我国长期现代城镇化发育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源环境基础方面的挑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或消耗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城镇的土地和淡水两大资源的直接占用或消耗所占的比重还不高，但在人类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诱发的物质消费法则下，全国城镇化发育的土地资源占用比例达到20%以上，淡水资源的占用比例达到30%以上。其次，尽管能源和矿产两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存在于点、线的空间形式，但其资源消费的80%及以上都发生在城镇系统范围之内。第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家城镇化发育的环境基础损耗或被占用程度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面状”形式（如二氧化碳排放和酸雨），而且存在于“条带状”或“线状”（如河流污染）以及“点状”（如工业和城镇固体废弃物排放，以及采掘业的地貌环境破坏）形式。因此，城镇化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基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作为人文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城镇与城镇化的发育代表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与之相比，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则具有明显的面状和非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资源环境保障就成为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例如，1982年~1992年，美国的城镇化人口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而城镇用地则以2.3%的速度增长。为此，美国在10年间大约有210万公顷的林地、150万公顷的农业耕地、90万公顷的草场和77万公顷的园地变成了城镇用地。在矿产品及能源供应方面，对于一般维持一座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每年所需的矿产品投入大约在2.5亿吨以上。显然，保障数量如此巨大的资源的长期而稳定的供应，是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和使命。

　　记者： 您认为我国资源环境消费的特征是怎样的？

　　张雷： 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少和基础损耗高四大特征。

　　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我国在可耕地、矿产和能源矿产等3个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耕地占9%，矿产占10%，能源占8.18%。但是，以森林为代表的生态环境要素指标太低，只占世界总量的4.6%。淡水资源指标也表现出相对不足的态势。尽管我国能源和矿产两大要素在总量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资源的保有质量方面却令人担忧。作为现代能源矿产的两大关键矿种，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能源矿产资源中的比重仅为7.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9个百分点。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更是明显不足。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工业化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拓宽了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迅速增长的资源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破坏在所难免，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

　　能源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发育对能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我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一次能源的消费随着国家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呈现出快速增长，这种城镇能源消费的增长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我国目前一次能源需求的80%来自城镇。由于矿物燃料资源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收敛特征，因此，当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倾向于更高质量的现代燃料矿种时，国家或地区能源供应系统便会迅速突破原有的发育空间范围。一般来说，在现代化初期，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一旦进入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育阶段，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的发育便开始从本土化转向全球化。

　　记者： 您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发育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张雷： 未来30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城镇化进程的状态。然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发展需求，使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发育将面临来自有限资源环境基础的严峻挑战。

　　第一，为实现国家和地区财富积累与分配，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在整体上将继续保持一个快速上升的态势，特别是在2020年前后。此种情况下，全国的城镇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在社会财富积累中的地位，而且要真正承担起国家人口集聚中心的基本职责。

　　第二，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地区而言，欲实现上述目标，财富的有效积累与合理分配，以及两者间的有机协调至关重要。

　　第三，在国家层面上，为实现未来城镇化发育目标，到2020年，全国资源环境基础的承载压力将较2000年增长2倍以上。六大关键要素的压力增长排序依次为：矿产、森林、能源、草场、淡水和耕地。但从开发程度看，六大关键要素的排序为森林、耕地、淡水、草场、能源和矿产。这种排序意味着，在未来国家城镇化的发育进程中，资源环境的压力更多地来自生存要素，从而对国家整体发展的稳定构成直接挑战。

　　第四，在区域层面上，各大区未来城镇化发育的资源环境压力增幅为1倍~2倍，其中，以华东区的增幅为最大。至于六大关键要素压力增长的排序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局面，华北、东北和中南这3个大区的资源环境要素的1/3~2/3也将步入供应紧张阶段。

　　第五，根据对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的认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发育不仅需要一个好的城镇规划，而且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区域与国家资源环境整体开发战略规划。长期的实践表明，这种城镇-区域-国家的3级规划管理机制和体系建设并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应从我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现实和未来需求出发，逐步理顺各类利益关系，使之得到完善和加强。

　　记者： 您认为我国应该采取哪些基本对策，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以实现城镇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张雷： 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强烈需求及其资源环境基础相对脆弱的客观现实，我提出了以下对策，仅供有关部门参考：

　　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未来30年内，我国的城镇将要接纳来自农村地区的数量超过4亿的新居民。在“倒金字塔”型消费模式的作用下，要维系如此众多的新增城镇人口的正常的就业、生活和居住秩序，需要有一个更为庞大的资源环境基础。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城镇化的快速发育阶段，资源环境的投入须保持在一个较快的增长水平上，我国30年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我国目前城镇化发育的阶段特征和国家“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状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必须继续实施，不可有丝毫的松懈。

　　加快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各国的实践表明，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和稳定是国家和地区持续发展的一个充分和必要的条件。长期以来，在经济追赶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失衡。为了使未来国家和地区拥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发展环境，有必要适度加快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发育进程，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调整城镇产业结构。世界现代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发育是仅仅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在城镇化的快速发育进程中，制造业的财富积累作用只有通过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才能得以展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城镇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的根本原因所在。与之相比，为了通过国际市场获取必要的资本和技术，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采取了强力的“外向”型国家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的推动下，第二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城镇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显然，要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国家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根本改变，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大体上用20年的时间来实现城镇财富积累的主要职责，以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根本转变。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我国城镇与乡村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居民群体之间的客观差距，降低城镇第三产业的准入门槛和标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社会财力和物力，尽快实现国家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政策。由于现代社会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的，大众消费的能力和水平便成为决定整个国家和地区城镇财富积累的规模和速率的关键因素。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2008年，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年增长15.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仅为8%，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仅为6.3%。如此的财富分配格局必然影响到国内城乡消费市场的正常成长，最终导致第三产业失去应有的发展活力。有鉴于此，应逐步加大国家财富分配向大众的倾斜力度，“放水养鱼”，为快速发育时期的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不断增长的动力。

　　扩大资源环境基础。尽管国土疆域辽阔，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大规模开发之后，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各要素，特别是关键生存要素（如耕地）的开发潜力几乎殆尽。为了应对快速的城镇化发育需求，有必要实施“以时间换空间”的资源环境开发战略，通过适度提高对外依存程度，为国家城镇化发育进入成熟期后的资源环境基础空间重组和调整争取一定的时间。

　　建立完善的规划管理体系。应当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开展了多种类型的规划，并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系。例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部的全国脆弱生态区保护纲要等。然而，由于缺乏理念和目标的一致性，各类规划及管理的彼此协调和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情况下。有鉴于此，并考虑到城镇在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日趋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在以往规划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收敛，逐步建立起以现代城镇化发育为中心的城镇-区域-国家三级资源环境开发规划管理体系。（中国矿业报）